好的爱情，能够唤起彼此最好的一部分，把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潘素和张伯驹就是如此。
见过潘素年轻时的照片，她身着一袭黑色旗袍，长身玉立，冰光雪艳，像是从白先勇笔下走出的人物。时隔半个多世纪后，香港的董桥见了这张照片还是大为惊艳，直呼为“永远的潘慧素”，在他的眼里，照片中人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其实就这张照片来看，潘素一张俏脸上并无半分笑意，与其说温柔，倒不如说是冷艳，犹如她身旁的那株寒梅，悄然盛放于冰天雪地之中，有暗香浮动。
潘素的气质本就不同于一般的民国女子，张伯驹的老友说她“身上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她幼时家道中落，受过贫寒，日后却能散尽千金，并不以金钱为念，她身上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杀伐决断的一面。
就像她擅长使用的琵琶，婉转时如间关莺语花底滑，铿锵时若铁骑突出刀枪鸣，琵琶从来都是一件有杀气的乐器，只是多数时候敛于玲珑温柔的外表之下而已。
潘素的琵琶是母亲找人教她的。她祖上虽是前清状元，至父亲时已经没落，母亲还是聘请名师教她音乐绘画。潘素13岁时，珍爱她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娶了个继母，两年后，继母将她卖入青楼，理由居然是她弹得一手好琵琶。
在上海天香阁迎帜接客的时候，她叫潘妃。那时的上等妓女走的都是风雅路线，潘妃虽擅琵琶，也能画几笔，可文化水平不高，当时在上海滩跑红走的是另类路线。她谈吐不俗，善于周旋，来往的大多是上海的白相流氓，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黑社会。黑社会们喜欢文身，受此影响，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
这样的女子，搁在万紫千红中，完全就是一朵野玫瑰。
张伯驹到上海“走花界”时，一眼就相中了这朵野玫瑰，提笔写了副对联送给她：“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那时候的文人墨客好像都爱卖弄藏头的技巧，这副对联就把潘妃的名字嵌了进去，还一口气用了好几个典故，把潘妃比作绝代佳人王昭君。李碧华写《胭脂扣》时也如法炮制，让十二少送了副对联给如花，上书“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
这一招看来很有效，自古佳人爱才子，潘妃当时原已和一个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谈婚论嫁，却对张伯驹一见倾心。用孙东的话来说，是“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臧卓一气之下，把她软禁在一品香酒店里。张伯驹急切下向老友孙东求助，在孙的帮助下，他们坐车来到一品香，买通了守在外面的卫兵，接出了潘妃。这个时候的潘妃，眼睛已经哭得像桃子一样了。
“救风尘”的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妃20岁，从那以后，不管命运如何变幻，她都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张伯驹在潘素的家乡迎娶了这位苏州美女，两人一同皈依在印光法师门下，法师为他们起了慧起、慧素的法号。此后，那个臂上刺着一朵花的潘妃已成历史，她改名潘素，洗尽铅华，将往日的万种风情，只说与他一人听。
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儿，和袁克文、溥侗、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公子们大多滥情，“平生无所好，所好是美人”，只有张伯驹对潘素称得上一往情深。他遇到潘素时，家中已有三房妻妾，后来却再也没有过风流韵事。之后两个妾都离异了，陪在他身边的，只剩下潘素一人。
从遇见潘素为她写下一首《浣溪纱》后，张伯驹词中的写情之作几乎只为她所作。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总会特别动情，我们来看他笔下那些深情的词句：
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
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
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这些词写于不同的年代，一以贯之的是张伯驹对潘素的一往情深。纳兰容若的悼妻词，姜夔的怀旧词已经广为人知，若能将张伯驹的元宵词收为一集，亦足以在词史中别具一格。
张伯驹对潘素的意义，当然并不只是简单的救风尘，而是发掘了她的“慧根”。他发现了她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又随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习画，同时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蜕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
潘素画艺日益精进，之后选择专攻青绿山水画。想来青绿山水这类画和她端凝的气质甚为相宜，她的山水画作曾作为礼品赠送给英国首相、日本天皇等外国领袖。她曾经和张大千三次合作，张大千这样评价潘素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张伯驹诗词书画无一不精，却对潘素的画艺甘拜下风。他曾经为潘素治了一方印章，上面刻着“绘事后素”四个字，自谦他的绘事在“素”之后。这四个字还成就了一段巧对的佳话：汤尔和喜欢吃粤人谭篆青的谭家菜，为了一饱口福，委任谭篆青为秘书，有人出了个对子的下联“谭篆青割烹要汤”，夏仁虎久闻论者爱说张伯驹绘画不如潘素，顷刻对出上联，“张丛碧绘事后素”（张伯驹号丛碧主人）。
董桥认为，论画，潘素要强于张伯驹；论字，张伯驹则要强过潘素，潘素的画加上张伯驹的字是最佳。幸运的是，这对伉俪经常合作，潘素绘画，张伯驹题字，堪称天作之合，连董桥都为没有收集到这样的璧合之作而遗憾。
张伯驹和潘素，不仅仅是志趣相投，更有着精神上的相契。
这对才子佳人的身上，实际上都有着侠肝义胆的一面。张伯驹一生不乏义举，在表兄袁克定落魄的时候，能够照顾他达十年之久。他倾家荡产收集国宝，却能将其中绝大部分精品都捐献给国家。
潘素也有侠女之名，成就此名的是1941年一桩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张伯驹，绑匪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赎金，实际上看中了张家收藏的珍贵字画。潘素执意不肯变卖藏品，而是通过四处借贷、变卖首饰等，凑齐20根金条赎回了被绑架八个月之久的张伯驹。潘素的侠女风范可见一斑。
张伯驹为收藏字画，常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变卖房产，家里人都骂他是败家子，唯有潘素百般支持。1946年，为了不使国宝隋朝展子虔的一幅青绿山水画《游春图》被贩至海外，张伯驹和潘素将名下的房产（曾是李莲英的旧居）卖给了辅仁大学，用售得的美元换成220两黄金，潘素又变卖了首饰，凑成240两黄金将其买下收藏。
据章诒和回忆，解放后，张伯驹看中了一张古画，回来向潘素要钱，这个时候张家的家境已非昔日可比，见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索性躺倒在地，任她怎么劝怎么拉也不起来。直到潘素答应拿出一件首饰换画，他才从地上翻身爬起，拍拍身上的泥土回屋睡觉去了。这样的行为天真得像个小孩，潘素却从来没有嫌弃过他身上的孩子气，而是以温柔的母性包容着他。
张伯驹收藏过许多国宝级的字画，其中有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草书卷》、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康生曾把李白的《上阳台帖》借去观看，一看就不准备还了，后来几经周折才要回来，也因此埋下了祸根。
对这些散尽千金换来的、拼了命保护的字画，他们却选择在1956年后，陆续捐给了国家，上面提到的字画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张伯驹曾不止一次表示，他买这些字画，不是为了占有，而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他曾在《丛碧书画录?序》中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当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曾专门签署“褒奖状”表彰张潘夫妇二人的爱国之举。这张象征着荣誉和肯定的奖状，被张伯驹夫妇随意地挂在了屋子里紧悬屋梁不显眼的一处，落满了灰尘。
身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前半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后半生却并不平顺。他先后被打为“右派”“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落的落魄老头。北京后海一座普通四合院，是张伯驹最后的住所。他们住的四合院已成大杂院，两人只有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存身。没有户口、单位，就无粮票、收入，家里早就被抄尽，有一年多，他俩全靠亲戚朋友接济。
在这样的环境里，潘素仍然守在张伯驹的身边，给北京国画工厂画五分钱一张的书签，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在章诒和的笔下，潘素对张伯驹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
张伯驹对潘素，又何尝不好呢。黄永玉回忆说，有次看见张伯驹独自在西餐厅用餐，吃完后，将四片面包抹上黄油和果酱，用小手巾细心包裹好，带回去给家中的潘素。这个举动，总让我想起郭靖带零食给黄蓉吃的那一幕，却更为动人。
对于处境的变化，张伯驹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计较，王世襄说：“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他曾对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说：“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就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也是这样。”
看到这里，我们也忍不住像章伯钧那样击节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高压之下，不少人丑态毕露，但真正高贵的人却会在黑暗中绽放出高洁的一面来，那是人性的微光，使人类文明不至于堕入无底的黑暗。
张伯驹和潘素这对看似柔弱的才子佳人，又一次展现出他们的侠风。
章伯钧和他们只不过是君子之交，但在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世之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费尽周折，终于辗转找到了章伯钧的遗孀李健生的新家去慰问，这个时候，章伯钧生前的故交大多已对这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为之感慨万端：“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潘素的侠女风范，也并未因“文革”的到来而失掉。据《一代名士张伯驹》记载，“文革”初期，长春有人贴张伯驹夫妇的大字报，潘素的罪状中，“江南第一美人”竟然也算一条。潘素见了，针锋相对地贴出一张大字报——“江南第一美人是何罪名？”并在其中列出了他们夫妇捐献国宝等爱国之举。令批判他们的人哑口无言。
在那个年代，张伯驹和潘素早已不再锦衣玉食，匮乏的物质生活却并没有磨灭他们对诗情画意的追求。
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
潘素有一幅《素心兰》，张伯驹为她配了一首诗：“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
红尘浊世中，他们就是一对永远保持着单纯之心的素心人啊。
在历经劫难之后，岁月已经侵蚀了潘素的美貌。晚年的潘素头发短短的，董桥不无惋惜地说她“一脸的刚毅深深藏着红色中国的几番风霜”。
可几番风霜并未改变张伯驹对她的深情。1974年，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那个时候，她嫁给他已经40年了，他对她的爱意仍一如初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