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情有它本来的意义，超过了事情本来的意义就是奢欲之举。比如说建房是为了居住，不是为了摆阔。穿衣是为了遮蔽身体给人们展示较好的形象，不是为了性感。吃饭是为了不饥饿，不是为了享受最好的东西。家具是为了用起来方便，不是为了炫耀。娶妻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一点没有变化，只是找“小三”的人越来越多。
社会的变化真快，往前五十前，现代的生活几乎是在天堂里了，但人心哪有满足的时候？有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候，因为那时的人们精神富有，虽然物质匮乏，但吃饱饭的人们很难想到那时缺衣少食的艰难，他们是觉得那时的人们尽管吃得不好，但精神面貌很好，与现在不同，人们那时有唯一的精神寄予——为革命工作。到底怎样才是革命一般人是很难说清楚的，他们只知道共产主义就是不久的将来实现，其实这是一种信仰。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至少没有现代人那么多困惑，那么多压力，那么多不满。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信仰开始动摇，二三十年过去了，许多人信仰几乎丧失殆尽，说信权利吧，权利也不一定可靠，因为总有失去的那一天。说信钱吧，钱越多越找不到幸福感。说信真情吧，可是哪里能找到呢？找到了又能维持多久呢？说还信仰共产主义吧，可是人们都已经明白，那是需要几十代甚至几百代人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的事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于是人们越来越觉得，享受当下才是生命的最真。
然而社会是有秩序的，秩序的维持需要大大小小各个层次的管理与运作，说白了，就是需要有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行各业的领导者，问题是现在的领导者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他们之中一些人已缺失信仰，不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不再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而是在为自家掘财，于是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老百姓对于腐败现象越来越无能为力，因为贪官的势力越来越大，有些地方私权大于法律，有些地方简直成了家天下，大有土皇帝之势，美女若干，财产无数，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官官相护，奈我何？
明朝时万历年间有个书生叫吕坤，他总结了贪官污吏留给后代子孙的“十祸”，说起来和现代的一些现象不谋而合，哪十祸呢？
第一祸：生活优裕，过于奢侈。比如现在的官二代，他撞死了人，居然理直气壮地喊“我爸是李刚”。第二祸：侵占公家和私人的财产过多。比如山西有个县的科级煤管局局长，他在各大中城市有三十五套房，资产达到了3.5亿，哪来的呢？老百姓都知道。第三祸：官官勾结损公肥私。看看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的“事迹”就知道了，他是因为手下的官员落马的。第四祸：仗势欺民。如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293万余元，还逼走4任局长，比牛还牛。第五祸：拖累邻里。纸载某乡村的几位村干部，为了拿国家的土地补助金，一分地也没种每位干部都给自己虚报了上百亩的地，记者问的时候，他们都说是村民不种给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是光拿钱不种地。第六祸：勾结权贵，损害国家。例如公安部某副部长与赖昌兴的事。第七条：偷盗国家财产中饱私囊。这样例子太多了，官商勾结之事各地都有。第八条：鼓吹邪说扰乱国家安定，文强的事大概是可以归入这一条的。第九条：结党报复，暗中伤害。比如，前些天发生的副职杀正职的事。第十条：启用奸人，祸国殃民。这一条很有意思，恐怕是说买官卖官的现象吧。
这“十祸”说明了什么，历史现象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惜的是正如英国大文学家萧伯纳所说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不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