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生活中，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区分两种近似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忙”和“疲惫”。它们之间有一条非常精细但区别特别大的分界。同样是处在密集而紧凑的事务中，疲惫相比忙，缺少了一种紧凑而兴奋的确定感。健康的忙碌通常伴随着积极追求，而疲惫则是被动应付，事务不是求索，而是应对。
如果你住在21世纪的美国，恐怕会听到很多人跟你念叨他们有多忙。只要你问他人最近怎么样，几乎铁定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忙着呢！”“忙极了。”“忙疯了。”显而易见，这明面上是在诉苦，实际是隐性的炫耀。通常人们会对此致以祝贺：“忙有忙的好”或“总比闲着强”。
你能注意到，告诉你自己有多忙的人，并不是要在重症监护室连值两个班，也不是每天坐着公车去打三份最低薪水的工；他们不能说是忙碌，而是疲惫。精疲力竭。疲于奔命。所有抱怨自己有多忙的人，几乎都纯粹是自找的：他们在自愿承担工作和职责，他们在“鼓励”子女主动参加课外班和各种活动。他们忙碌，是因为个人的野心、动力或焦虑，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忙碌，并且为可能要面对的闲散而紧张不已。
我认识的每个人好像都在忙忙叨叨。当他们没有在工作，或是没有在做有利于工作的事情时，就会着急，心生负罪感。他们精心安排时间跟朋友会面，就跟绩点分（G.P.A）4.0的学生见缝插针参加社会服务一样，因为这能让自己的大学申请信更好看。最近我写信给一个朋友，问他是否愿意在这周碰碰面，他回信说没时间，但如果有什么安排的话，他倒是能从工作中挤出几个小时。我想说明一点，我邀他碰面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初步邀请，这就是邀请。但他的忙碌让人感觉，他是在搅拌机发出的巨大噪音中跟我喊了两嗓子，于是，我放弃了再跟他继续喊话。
如今就连孩子们都是大忙人，他们的课程与课外活动时间安排精确到了以半小时为单位。每天当他们回到家时，跟大人一样累。我是挂钥匙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每天下午，我有整整三个小时的自由时间，也几乎没有大人监督，我用这段时间做各种事情，从阅读《世界大百科全书》到自己做动画片，再到跟朋友们一起去树林里玩，朝对方眼睛扔泥巴块，所有这一切为我带来了各种重要的技能与洞察力，让我受用至今。自由自在的几个钟头成了一种模式，我希望终此一生，都能这样生活。
如今的这种集体歇斯底里，对生活并非必需，也并非不可避免，它是我们在默许之后选择的结果。不久前，我跟一个朋友在Skype上聊天，她因为房租太高离开了纽约，现在在法国南部一个小城里做访问艺术家。她说，多年来，自己头一次感到快乐而惬意。她还是把工作做完，但工作不会消耗掉全天的时间与心力。她说现在的感觉有点像在读大学——有了一大群朋友，每晚大家一起在咖啡馆里相聚。她还交了个男友。（她曾这样悲哀地总结纽约人的感情生活：“每个人都忙极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还能做得更成功。”）她曾经误以为自己的个性是冲劲十足、暴躁焦虑、郁郁寡欢，结果发现这纯粹是受环境挤压变形的结果。没人想过这样生活，就像整天在车流里龟速前进，在体育馆拥挤的人群中动弹不行，或像在残酷的高中时代暗中较劲互相倾轧——但我们集体迫使彼此这样去做。
忙碌代表的是存在于世的安心，对抗空虚的保障；如果你这么忙碌，日程紧凑，每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有人找你，那么你的生活显然就称不上懵懵懂懂、无关紧要或者毫无意义。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曾在一家杂志实习，午休时甚至不能离开办公室，因为杂志社觉得总会有什么紧要的事情需要她来做。而这是本娱乐杂志，并无多大价值，自恃甚高的姿态，看起来无非是自欺欺人的习惯罢了。在这个国家，有越来越多人不再从事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的制作生产，如果你的工作连理查德·斯卡瑞(Richard Scarry)书里的猫或者蟒蛇（小说用拟人手法描述这些动物忙于一些重要的工作－编者注）都懒得做，说这份工作不可或缺，我还真是不信。我忍不住好奇，那些装腔作势的疲态是不是只是用来掩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做的大部分事，其实并不重要。
我一点也不忙。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要数本人最不上进。跟大部分作家一样，我也觉得只要哪天不动笔写作，就无异于一个一天也不应该活在这世上的无赖，但我同时又觉得，每天只要工作四五个小时，我就有资本在人世间多浪荡一天了。大多数时候，我会在早上写作，下午骑很长时间自行车，再处理些杂务，到了晚上，我可以见朋友、读书，或者看部电影。这在我看来是个理智而又愉快的节奏。如果你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能搁下工作，去大都会博物馆看看翻修一新的美国之翼展厅(American Wing)，或是去中央公园看漂亮姑娘，或者喝上一天的冰粉红薄荷鸡尾酒，我会回答：咱们什么时间见？
但在最近几个月，由于工作需要，我也不知不觉变得忙碌起来。生平以来第一次，我可以绷着一张脸告诉别人，自己“太忙”，没法做他们希望我去做的这事或者那事。我明白人们为什么享受这种抱怨：它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吃香、很有利用价值。只可惜我实在讨厌忙碌的感觉。每天大清早，我的邮箱里就堆满了邮件，要求我去做根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立即着手解决什么问题。这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终于有一天，我逃离纽约，潜伏在某个秘而不宣的地方，在这里写下了这段文字。
在这儿，我几乎不受俗务所累。这里没有电视。要查邮件得开车去图书馆。有段时间，我整整一星期看不到一个认识的人。我慢慢忆起了毛茛、椿象与繁星。我读书。几个月来第一次，我终于能真正写点什么了。如果你不能全身心沉浸在这个世界里，就很难对生活有所感悟，但如果你不能逃离出去，同样也很难认识这个世界，领悟这个世界。
无所事事远非一段假期，一种放纵或一种缺点那么简单，它对于大脑之不可或缺，正如维生素D对身体的作用。剥夺了无所事事的权利，我们的心智将遭受折磨，就像患上佝偻病的躯体将随之变形那样。无所事事赋予了我们空间与宁静，这对于我们是必要的，我们因此能从生活中退后一步，更全面地观望它，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关联，等待电光火石般的灵感。就像一个悖论，想要把任何工作完成，你必须先让自己空下来。“做白日梦，往往是我们行事之精髓，”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在论懒惰的随笔中这样写道。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大呼“尤里卡”(Eureka，意为找到了)，牛顿在苹果树下顿悟，《化身博士》(Jekyll & Hyde)的创意和苯环结构的发现——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大量关于灵感的故事，它都出现在人们无所事事、做着梦的时候。这让你不禁会去想，二流子、懒鬼以及没出息的人，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伟大理念、发明与杰作，也许跟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一样多。
“未来的目标是充分失业，这样我们才可享乐。因此我们需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听起来像是吸大麻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宣言，实际上语出亚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在玩水肺潜水、打弹珠的间隙，写出了《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并提出了通信卫星的构思。我的老同事泰德·拉尔(TedRall)最近写了篇专栏，提出将收入与工作脱钩，为每份公民发放一份有保障的薪水，这想法听来简直疯狂，但一个世纪之后，它将跟废奴、普选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成为基本人权。清教徒将工作变成美德，他们显然忘了上帝发明工作的初衷是为了惩戒。
如果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这个世界也许很快就会完蛋。但我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介乎于我本人目空一切的懒散与世人无止境的疯狂之间。我的角色只是提供坏影响，我就像那个站在课室窗外，对端坐在书桌前的你做鬼脸的小孩，催促你找个什么借口溜出课堂，去外面玩耍，一次就好，下不为例。我本人决绝的懒惰与其说是优点，倒不如说是一种奢侈，但我是在很久以前就有意识地做出了决定，在时间与金钱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我一直相信，这一生时光短暂，最好是将时间花在我喜欢的人身上。我想，临终之际，我或许会后悔当年没能工作更努力些，没有说出那些该说的话，但我又觉得，在最后一刻我真正的愿望，可能是能再跟克里斯喝杯啤酒，能再跟梅根散长长的步，能再跟博伊痛痛快快地笑一场。
人生苦短，请勿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