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爱写诗的人，写了许许多多的情诗，其中几首胡闯乱撞地熬出来了名堂，他便成了“诗人”。
他像昙花一样在诗的圣地里轰轰烈烈地开了一两年，接着便悄然无声了。他的创作之路遭遇了瓶颈，人们不再为他千篇一律的情诗欢欣鼓舞、心驰神往。胸中志向受挫给了他沉重一击，让他几近一蹶不振。
一位老者看出了他的困惑与痛苦，泯然一笑：“你知道你缺少什么吗？经历，亲身经历。”他恍然顿悟，告别了家人，背上了沉重的行囊，踏上了孤独的流浪旅程。
他去了福州，登上了蹦极塔，体验过后除了心悸与“誓死不上蹦极塔”的誓言以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也去了西藏，着实为那里的风景如画而倾心，却更为强烈的高原反应而难受不已。他还去拜访了艾滋病人，与他们握手、拥抱、交谈、吃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回旅店时洗了两次两个小时的淋浴，扔掉了当天穿过的衣服，尽管他并不缺少那点科普常识。他又去了孤儿院，看望了那些伶仃的天使们，他没有孩子，自然对孩子们有着别样的宠溺；他忽然想到了妻子，那枝同样孤苦无助的花朵，她是如何以她柔嫩的肩膀承担起了照顾四个老人的光荣使命？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负罪感，他踏上了回家的行程。
邻居给了他当头棒喝——-他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在去医院治病的途中出了车祸故世了。四个老人的对他的怒目而视，更令他心灰意冷。他抱着妻子的照片和日记，痛哭了一夜。到天明之时，才有了些许茅塞顿开的感觉。
后来他不断有作品显赫问世，有诗、小说、散文、剧本。却不再只限于爱情了，而更多的是沉重的生命、琐碎生活和神圣的情义。利益、名誉如一江江春水向他奔涌而来。然而在除却光环后，他本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他依然守着曾经和妻子共同拥有的小屋，独自过着和从前一样宁静如水的生活。他除了留着一些必要的生活费以外，多余的钱都捐献给了慈善机构。他真真切切地被披上了作家、诗人、慈善家的衣锦华服，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只是头发上触手可掸的尘埃，一切都不属于他，而是他个令他钟爱一生的女子用生命替他换来的。
他参加了朋友的儿子的婚礼，席间那对新人拿着他的新书和笔请他题字。他顿了顿，在扉页上慎重写下了六个字“活着爱着最好”，然后黯然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