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就零零散散地买书。读高中时，学校所在的小镇有一家商店的男主人也喜欢读书，旧了的报刊书籍常被妻子拿出来卖。那会儿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也就15元左右，平时在食堂吃个肉都要严格计划，但还是每周节省出三、四元钱，拿去买商店里的旧书，记得《当代》、《啄木鸟》等刊物就是那时候读到的。由于去的次数多了，跟商店老板娘也算熟识了，一天，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被折腾得软沓沓的小说给我，说借我看几天。我一看封面：《平凡的世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么一个简单的借书动作，冥冥中已为我开启了一道进入神奇天界的仪式。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几乎被书中人物命运的悲酸坎坷折磨得茶饭不思，上课、吃饭、睡觉，都沉浸在人物的世界里，与他们同呼吸，共忧乐。我对书中一些抒情性很浓的段落异常喜爱，常常放声吟诵，比如金波到曾经插队的地方寻找往昔的那个牧羊女而未就后的内心独白等，当时甚至能倒背如流。而读到田小霞因救儿童而被洪水冲走时，眼泪更是制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从那时起，也许知道了什么叫做多愁善感。那段包括《文化苦旅》在内的阅读史，构成了我人文精神的雏形，奠定了我以后选择文科和文学的最初基点。
我对余秋雨先生近乎狂热的痴迷在朋友圈里是人人皆知的，当初接触他也是源于一个漫不经心的细节，当时我初三的语文老师看我对书如此喜爱，便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新书借给我，这便是刚出版不久的《文化苦旅》。我从此从一个浅表感知文学美跨越到了理性认知文学内在规律的层面，这一起点，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我对文学作品近乎苛严的审视，只具有一般艺术水准的作品很难再搅起我内心的波澜，而且我也不愿再花时间去读二、三流的作品。这种挑剔的阅读口味，逼迫着我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向上飞翔的同时，也常招致周围文学界朋友的腹议，已经不止一位作家朋友在相关场合发过牢骚：“某某某还从来没有为我写过评论！”近日买到余秋雨先生的两本书：《寻觅中华》和《摩娑大地》，马上牵起了我对阅读往事的追忆。我暂时放下了手头其他正在阅读中的书籍，而专与作者厮磨。风格基本上还是以前的，苦心经营的历史情境，深沉感伤的心理郁结，枯涩峭拔的言语习惯，与读者心中的余先生一脉相承，对我而言，即使事先不提醒，只要我用心读上他的一段文字，也能说出作者是谁。也许是我浸淫余先生文字太久，思维无形中受到了他的影响，文字风格亦然，当年初学写作时，提起笔来就是余氏风格的影子，以致在更早期的少量作品中，还有化用他文章不彻底的迹象（比如《祠堂》）。我喜爱他的文字，也最大限度地收集关于他的相关资料，包括那些对他的尖锐批评。对余秋雨其文其人认识的改变和深入，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我阅读素质提升的参证，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我爱他的文字，主要是看重蕴含其中的那股浓烈的士大夫情节，忧患历史又感叹民生，替天地立心，替圣贤立言，替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情节在以颠覆传统、解构崇高为荣的当代文学界，是弥足珍贵的。当然，我也对他作品中的矫揉做作，盲目的升华与煽情大不以为然，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作品的缺憾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鉴照自我的特殊范本。
说到余秋雨的人品问题，的确是个三言两语难以说清的话题。文坛对他的指责和非难，主要集中在对其“文革”中的表现上。这场历经数年、旷日持久、纷纭复杂的文坛纠纷，始作俑者是青年学者余杰的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即而起攻击余秋雨最起劲的，还有湖南的余开伟（余秋雨、余杰、余开伟被文坛戏称为“三余”）、湖北的古远清和上海的金文明等人，他们中有的竟以撰写、编辑批判余秋雨的文章而一夜成名，迅速暴富。对于余秋雨是否真的曾经参加了“石一哥”，是否真的在“文革”中做了“四人帮”“帮忙”或“帮闲”，我查遍所能看到的资料，其中自己收藏的有愚士（余开伟）选编的《余秋雨现象批判》、金文明著的《月暗吴天秋雨冷》、已故评论家杨长勋著的《余秋雨的背影》、哈马忻都著的《吾师余秋雨》和栾梅健著的《雨前沉思——余秋雨评传》及《余秋雨评传》（后者是前者的改写及增补），可读后觉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大都语焉不详，难以辨认谁家之言可为信史。既然查寻不着，就随他去吧，我懒得为历史操心，对我而言，最该面对的还是文本。
对余秋雨的喜爱，扩大到了对由他开创的历史文化散文的阅读，这一潮流的涌起，并成漫延之势，构成了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后来通过陆续读王充闾先生、夏坚勇先生的散文，逐渐形成了我散文写作及研究的审美理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以《苍凉的回眸——当代历史文化散文创作述评》为题开过一个学术讲座，也是学校迄今为止唯一一场学生学术讲座，为自己赢得了当时异常看重的所谓名声。后来我以《文明废墟上的行吟——论夏坚勇的历史文化散文》为题，写成了我的学士学位论文，此文后来在北京获了一个学术类的奖项。再后来，我的散文评论《文化传统与民族情怀——米切若张散文创作浅论》在《金沙江文艺》和《云南文艺评论》发表，并获得楚雄州委州政府第二届“马樱花文艺创作奖”。再后来，我凭借着这些散文评论和作品，在著名散文作家、《延安文学》常务副主编史小溪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
扯远了，回到年少时来。
我的知识构成跟年少时的阅读关系甚密，小学时识字不多，但家里有部分连环画（老家人称其为“小图书”），经常把翻阅连环画作为最愉悦的精神活动，上课、放牛、割草，甚至是吃饭时都要摆一本在饭桌上，边翻边吃，更不用说晚上睡觉前了。记得《呼家将》、《杨家将》、《说岳全传》及古典演义小说的故事情节就是那时候知道的，由于自己姓杨，当时电视里正热播山西版的《杨家将》，于是我们一伙孩童就对应起连环画或电视里的人物进行自我命名：谁是杨六郎，谁是杨宗保……这种对书的爱好影响了我的学业成绩，从小就显示出重文轻理的迹象，从小我的理科成绩就不好，在一些重要的考试中，要不是文科成绩好，很可能早被扫荡出局，包括后来的高考。小时候“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题目是《我的故乡》，也就是铁厂村，这在我后来的多篇散文作品中出现过，“发表”的阵地是墙报，时间是小学六年级，当时还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拿在班上念。后来到了高中，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念的作文题目又叫做《登铁厂钻天坡》，到了大学，我第一篇发表于公开刊物的散文也是以家乡为题材的（《叩启心灵之门的远村》，发表于《金沙江文艺》年第1期）。所以我常想，一个写作者是否都有一个写作的宿命，终其一生摆不脱家乡对他的召唤与牵绕，甚至写得最好的作品，也总是或明或暗地闪烁着家乡的物象与精神因子。也因此，我深信福克纳关于文学创作的“邮票”说。
我庆幸自己从小到大都遇到了好的语文老师：王发昌、张泽文、张应辉、张应刚、马旷源等，他们学识殊异，风格不一，有的已经作古，但他们对我的鼓励、引导，从最初的文学启蒙，到后来文学世界观的初步确立，在我整个的精神建构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也庆幸我出生在一个虽有些贫寒，但幸福温暖的家庭，家人对我的阅读从来都不加干涉，甚至在我备战高考的前夕，看见我还捧着莫申的长篇小说《尘缘》时，妈妈让我多看看考试资料，小说以后再看，否则会影响成绩，我却振振有词地说：文科生不看小说还能考什么试！现在看来，这话的确是偏激之语了。
……
这些前尘往事只是我阅读史的一个侧面，书籍让我的精神生活变得充实、丰富，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至于被困顿、迷惘彻底击碎前行的力量。随着阅历的增长和身份的转变，一些新的作家作品又闯入了我的视野，让我的审美品味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尤其是近年来阅读兴趣渐渐转移到文学评论上去，一些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又吸引了我关注的目光，比如陈思和、谢有顺、吴义勤等，又出现了对他们的书凡见必买的现象。当然，艺路常新，学无止境，让书籍继续一路伴我前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