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记不清填了多少张表，总之在填写祖籍的这一栏表格中，我都是填写着–广东高州。广东高州这个与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城市，直到现在，在我的心中还真是一个心结，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回过那里。小时候，从父辈的那一代人口中得知，1960年，他们随着移民大军来到了海南。1958年，爸爸的家乡建了一个大型的水库，水库淹没爸爸家乡那一带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了家，政府把爸爸家乡的人安置来了海南。
我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岛西，一个叫着子宰松香厂的子报工区里度过的。听父辈那代人说，当时海南真的很落后、很荒凉，他们从海口坐了三天三夜的车，然后又走了几天的山路，才抵达子宰松香厂。
子报工区地处霸王岭的山脚下，一眼望去，视野里除了满是翠绿的青山还是青山。小时我在心里就常想：那么多，那么高的大山，我们怎么样才能走出去啊？如果我们站在山顶上能看到什么呢?当时我心里在想，世界也许真的很小 ，小的就像我们住的子报工区，旁边只散布着几个黎村。我们的工区，只有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谁家有什么事都会一清二楚。
直到我七岁那年，跟随妈妈到离工区十多公里外的厂部，去喝堂姐孩子的满月酒。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那次出门，让我脑中对这个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我没有想到，我们一个松香厂的厂部原来是那么的大，是我们工区的几倍。厂部人多，房子也多。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人，而且是陌生人，心里很害怕，跟着妈妈和姐姐们上桌去吃酒席时，一句话都不敢说，害羞的样子，几乎要把自己的头钻到桌子下了。
常言道：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方的人。也许是子报工区深处闭塞的简单生活，养成了我们思想单纯，野性不羁的性格。只要是晴朗的天气，放学后，我们把父母嘱咐的家务活干完，余下的时间就去玩乐。小河里、山坡上，处处都留下我们的足迹。夏天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山上到处都是野果，又酸又甜的野葡萄，野荔枝，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果：苦涩的、酸甜的、吃在口里让舌头变红或者黑的、或者干麻的，总之那些野果都成了我们口中的美食。我们也偷偷背着大人去深山老林里摘橄榄，摘黄皮。中午的时候，跑去小河里游泳，直到听见学校里响起悠扬的钟声，才从水里钻出来，慌忙穿上衣服，披着还滴水的头发走进那间只有大约十平米的茅草房教室。那一番情景，免不了要受老师呲着嘴，咬着牙的训责。在老师的眼里我们就是一群顽童。像猴子似的顽童。确实是老师说的没有错，我们就是一群顽童，环境使我们每一个女孩子都会游泳也会爬树，而且一点也不比男孩子逊色。那个时候，我们的日子过的真的很快乐，大人们根本不要担心我们。
远离乡镇的子报工区，没有电。夜幕降临，我们家的姐妹就围坐着一盏煤油灯下写作业，那个时候，作业少，语文是几个生字或者几个词语组词，数学是几道计算题或者应用题。多数时候，我们写完作业就要上床去睡觉。白天爸爸可以让我们四处去玩，但是晚上，就另当别论。晚上，爸爸从来是不让我们到别人家去串门，也不让我们到门外不远的那一块水泥地板处玩。这块水泥地板是全工区里唯一的一块水泥地板，我们住的瓦房里，还是泥地板。水泥地板是供工区里的人晒东西用的。当时大家都称水泥地板为“地堂”。地堂上很光滑，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我们在地堂里跳绳，玩游戏，跳飞机，我们就是在地堂的这些游戏里慢慢的长大。
我晚上八九点钟就躺在床上，根本就睡不着，听着从地堂里，那些玩耍的同伴们转来的一阵阵的喧闹声，我的心里就痒痒的难受。有时候我也会偷偷的溜出去，但是好象总是骗不了爸爸。我玩乐的时候，也总是竖起双耳，如果一听到爸爸在门口的走廊一喊，我会立刻停止了玩耍，立马往家里冲锋，当满头大汗出现在爸爸的面前时，挨骂是绝对少不了的。晚上，爸爸唯一让我们去地堂里玩的是：工区里放电影，所以我喜欢放电影的日子。工区要放电影的那天，几乎家家户户的生活节奏都变的比平常快了一节拍，家家户户，挑水做晚饭洗澡吃饭，平常都是要到太阳下山后，还不一定完成的事，但是在放电影的这天，太阳还没有下山，人人就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勒。吃过晚饭，大家搬着一张张凳子到地堂上坐着等候了，大人们在说着家常，我们小孩子们一边玩着跳着，一边等了，从这张凳子转到那一张凳子，热闹的有如电影里的场景。
后来，工区里有了一台广播收音机，每一天下午五点钟，工区主任就会开收音机对全工区广播。工区的广播喇叭就按在地堂旁的一根柱子上 ，我和同伴们，就坐在干净的地堂上，认真听着从广播喇叭里传出来的广播剧《星星之火》。每天这个时候的广播剧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是这个广播剧，让我痴迷，也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以前妈妈一两年就回一次老家，但是她从来就没有带过我们回去过，我想也许是以前家里的经济拮据的原因吧？我妈妈是家里的老大，下有几个弟妹，后来妈妈把两个妹妹带来海南。当时我就觉的奇怪，为什么爸爸的兄弟都在海南，而妈妈的家人全都在老家高州呢？这个问题直到我长大以后才理解。原来，爸爸的家里耕作的土地处在新建水库的淹区内，而妈妈的老家不在淹区内。
好在妈妈还有老家，我记得每一年，妈妈都会给外婆家里寄些钱去，叫家里人给买些花生油寄过来。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每月只有四两油的配给，从外婆家里寄来的油，缓解了那个年代家里的油荒。我初次见到我的外婆，是我在读初一的那一年。当我放学回到家时，看见一个瘦小驼背的老太太站在家门口，老太太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就是阿娇吗？”当知道她就是我的外婆时，我有些不敢相信，因为我很难想像到我的外婆就是眼前这个样子的，一直来，在我的脑子千万次的想像里，我的外婆是一位身材高大、腰杆子挺拔的女人，她没有这么老。
爸妈还时常念叨着老家，从他们平常的闲聊话语中，他们对那个地方有着刻骨铭心的爱与不舍。爸妈退休后，家里的经济也好转，他们就常常回老家去看一看，走一走。爸妈要回老家时总会问我们要不要去，但是我们都已经长大，有着自己的事要做，难于脱身，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跟爸妈回过一次老家。
从小我们都是讲着家乡的方言，但是我们的方言没有爸爸妈妈们讲的好，腔调慢慢的在改变，现在不管是我讲老家的方言，还是说普通话，没有人能听出我是那一个地方的人，别人说我已经是南腔北调了，是杂的那一种。
私下里自己也曾想，别人说的没有错，自己现在活了这一大把的年纪，还不回过自己的老家，但是，有时候我也纳闷，我的老家不是被水淹没了吗？如果我要回去，看见的也只能是我妈妈的老家。我慢慢的发现，我成了一个边缘人，无法界定自己的家乡。我现在说的话没有老家的方言调，连说普通话也不是本地的音。嫁了人后，也不会说丈夫家的方言，到了我孩子的这一代，他们只会说普通话了。孩子们回他们爸爸的老家时，无法听懂爷爷 奶奶、姑姑和婶娘们说的儋州方言。
也许家乡这个词在我们的脑子里，只存在于乡村里，城市里没有家乡这个概念。我孩子的这一代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他们从小就说着普通话，所以普通话说的特标准顺溜。到了他们这一代，家乡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爸爸的出生地，那是在爸爸的记忆里才有的。有时候他们填表时，也会问我说，家乡这一栏里该如何填写呢？我说填爸爸老家儋州吧。小时他们小，很顺从，想都没有想就给填上了，但是等他们上了中学后，他们就开始反问我了，说：“不对啊，籍贯应该是我的出生地才对的。”孩子们的理由是，他们的生命来至于父母，心中流淌着父母血液的二分之一，如果父母都同来自于一个地方，填写爸爸和妈妈的都对，但是爸妈如果是来自于不同的两个地方，那就应该是他们的出生地为籍贯才对。
其实我对孩子的想法是有同感的，虽然我到现在，在表格籍贯一栏里，还是填上爸爸的祖籍，但是在我的心底了，祖籍这一个词，早已经是一个很遥远记忆了。它只能在爸爸的记忆里存盘，而在我的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一直把我的出生地当成了我的家乡，因为那里才是我的根，那里有我童年美好的回忆，我真的无法忘记它。
